华生新莫干山会议首要将是城市化问题

华生：新莫干山会议首要将是城市化问题

28年前，一群意气风发的中青年学者汇聚莫干山，挑灯夜辩之间，关于价格改革、企业改革等方面的改革意见雏形初备。几个月后，莫干山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放调结合的价格双轨制被中央采纳，成为一项影响此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改革举措。　　28年后，一群同样意气风发的中青年学者又将汇聚莫干山。这次由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第一财经日报》联合主办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将再次锁定中国改革开放中面临的新难点，汇聚集体智慧，寻求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之道。　　历史能否重演？当年的莫干山会议能取得重大成功，是否只是历史的巧合？即将开始的莫干山会议，我们又能够有什么样的期待？近日，本报专访了当年莫干山会议的亲历者、东南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华生。　　改革新难点：　　城市化和收入分配　　第一财经日报：28年前的莫干山会议直接针对当时改革中面临的重大难点发声。目前，中国已经到了加快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你认为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新难点是什么？　　华生：当年莫干山会议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切中了当时改革最关键的要点难点、国家最需要解决的难题。当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价格改革，现在的首要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城市化。　　如果定义目前中国的大背景，就是正处在工业化的后中期、城市化的前中期，处于大的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期。中国的城市化，过去几十年走了什么样的道路、存在什么问题、今后应该怎么走，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不经城市化而实现现代化的。因此，也可以说城市化的道路怎么走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　　从国际上来看，二战以后，从农业国到现代化国家成功转型的很少。中国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就是城市化、现代化的转型。现在，从中央政府的意见、动向，从实际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可以说，都跟城市化主题相关联。土地问题、户籍问题，全跟城市化相关。各种争论也都集中在这个主题上。　　跟城市化主题相关联的，现在矛盾最大、争论最多的是土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还缺少深入的讨论和缺乏基本的共识。前不久我去上海参加一个土地方面的会议，争了一整天，最后我说今天我们这个会上唯一的共识就是我们对现状都不满意。在怎么办这个问题上，则各说各话。当然也正因为分歧大，通过充分的讨论、辩论有可能厘清迷雾，寻找到一些共同点。　　日报：在关于土地问题的分歧很大的观点中，你认为比较突出、有一定价值的是什么？就像当年的价格改革讨论，至少还有“调”和“放”两大派，在这个争论的基础上，形成了放调结合的价格双轨制思路。　　华生：当然今天你也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调派、放派，如主张土地权利完全给农民，土地私有化，小产权房合法化。今天可能和当年不同，放派可能更占主流。但是，土地问题要更复杂一些。全世界都有土地的用途管制和规划管制，它与土地财产权的关系怎么平衡？比如小产权房合法化是什么意思？是以前的全合法，以后不让搞了，还是以后谁想怎么搞都可以？这些问题回答不清楚，盲目去做就会出乱子。所以现在提的很多建议都是非常粗放、粗浅的。　　包括土地财政怎么办？继续搞下去，还是取消，取消的话地方财政的来源如何补充？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基本没有统一的意见。这个就跟当年莫干山会议有点像了，正是因为没有，所以你才有创造的空间。　　此外，与城市化相关的还包括户籍制度改革、保障房问题等，都很重要。所以我说，一个主线就是城市化，在城市化里头又有两大问题，一个是土地问题，一个是户籍问题。这些也是十八大以后政府要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像当年莫干山会议一样，可以挂牌讨论，从夜里吵到天亮，我估计都不一定能吵出结果来。但是有可能通过集思广益，碰撞出火花来。当年也是，我们上山的时候，放派和调派还没碰头，哪有什么放调结合的双轨制的想法？都是在一夜一夜的讨论当中碰撞出来的。　　日报：你对收入分配问题也非常关注，这个领域的话题也存在很多争议，而且被普通民众关注。　　华生：我认为，除了城市化之外，中国现在面临的第二大问题就是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根据我的观察，目前讨论的层次，基本上解决不了多少实质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两大难点。第一点，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贫富差距恶化跟资源占有的严重不均等相关，如土地资源、住房资源、矿山资源、资金资源、教育和医疗资源等等，要改变现在的格局，会涉及到太多人的既得利益。　　第二个难点是再分配。市场经济总会造成贫富差距，但是可以通过再分配来减小这个差距。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初次分配基尼系数许多也在0.5左右，通过再分配会降低15、20个百分点。但是在中国，再分配基本不起作用。我估计我国的再分配政策正负作用，加总起来对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为零，甚至是负数。很多人也以种种理由反对把再分配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重点。这是问题难以解决的关键之一。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其实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其实质就是在经济领域内是否要坚持公平正义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也有非常多的话题可以讨论。　　务求在难点上有大突破　　日报：莫干山会议召开时，你还是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这次会议对你之后的成长意义重大。关于这次会议，有哪些细节让你记忆深刻的？　　华生：我当时是一个从地方上来北京上学的学生，在中国社科院财贸所读研究生，也不认识多少人。会议之前海选论文时，我就把我写的一篇关于商品市场的论文发过去了。这篇论文原本是给《经济研究》杂志的投稿。结果被选上了。　　我是由于莫干山会议而被卷进改革的热潮。很多人都是在这次会上认识的。像田源、张维迎，就是在去莫干山的大巴上认识的。到那儿之后，刚开始分在哪个组，我记不清了。就记得田源和李剑阁来了之后，就把问题引导到讨论价格改革。田源当时是国务院价格中心的常务干事。他们都很了解情况。　　虽然参会者都是因为论文被选上的，但是论文只是一个敲门砖。在会场上从头到尾没见过谁写的什么论文，那时候印刷条件也比较差。到那儿之后，根本不管你写过什么东西，来了就是参与讨论，聚焦到需要解决的问题上来。当时莫干山会议上很有特色的就是挂牌讨论。白天各个小组的会议都有议程，到了晚上，就挂出一个牌子，比如，今晚几点到几点价格组辩论什么问题，欢迎参加。这就不分组了，谁有兴趣都可以来。像今年的会议，针对土地制度、小产权房、保障房、户籍制度等等，其实都可以采用挂牌讨论的方式。　　日报：莫干山会议已经被载入史册。你作为亲历者，回想当年，那一群中青年，怎么就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对现在的中青年学者，你有什么样的评价和期待？　　华生：首先，当时因为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一个大的断层。老一代经济学家，因为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封闭，有个断层。当时的中青年都是老三届，“文革”以后考入大学，正好赶上改革开放。这批人年轻，由于他们在农村、工厂锻炼过，根扎得比较深，对国情比较了解，又接受了改革开放的新思潮，思想特别活跃。其次，当时是改革开放之初，大家的理想主义情怀浓厚，心无二用，特别专注，没有利益，没有商业。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莫干山会议虽然最初是由几家媒体发起，但是会议组织中间，尤其是后期，有一些核心人物参与了进来，并且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王岐山、马凯、田源、徐景安，还有很多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身边工作的人，他们的参与，他们所带来的信息，一下子引导会议找到了焦点问题，并且围绕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争论。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些宏观的和接近决策层的信息，当时我们这些人就算脑瓜聪明，也不一定能够聚焦到国家正要解决的问题上。　　现在的中青年学者，从群体上来说，我感觉跟当年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差别。一方面，现在没有那么明显的断层。当年那一批中青年学者，现在还活跃在各自领域，许多人还在前沿。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讲到的两点，扎根比较深和心无二用，这两点今天都还比较缺乏。尤其是现在商业气氛浓厚，坐得住的人、专心研究的人少了，整体更加浮躁。许多优秀的人才去了商业机构，去了投行。当然也有现在的优势。现在的中青年，知识面更宽更广，信息量大，创造力比较强，更加没有思想包袱，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如果引导得好，能量也是非常大的。　　日报：莫干山会议当时是针对改革开放面临的重大难题，可以说是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从时代背景的角度，你如何看待今年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对它有什么期待？　　华生：当时开莫干山会议，正好是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前夜，从农村改革全面进入城市改革的转折点。1984年之前，主要是搞农村联产承包制，从1984年开始，进入全面城市改革。这就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包括企业改革、价格改革等等。　　这次正好是十八大之前，正面临着国家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从转折角度来说，两者非常相似。现在和当时都是转折的关键时期。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速在放缓，这本身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说明经济增长速度不能照原样维持了。你可以说是压力，也可以说是动力。　　有压力时才会思变。如果一切都非常好，就没有改变的动力了。这个本身我认为不是坏事。这就使得我们所谈到的那些难点问题的解决更加具有急迫性。因为变革要触动很多既得利益，改变很多观念，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样，因为难，反而容易思变。　　所以，在目前这个时代背景下，需要找清楚主要问题，力求在重点难点问题上有突破。哪怕只能突破一个，对未来中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就像当年莫干山会议，最后形成了七个报告，价格双轨制改革很快就被中央采纳，还有许多逐步影响了后来的改革思想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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