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子银行雾霾2013年监管将继续加强

发布时间：2020-03-26 16:36:31 阅读：次来源：地漏厂家

中国影子银行规模估算(单位：亿元人民币)

今年1月9日以来，全国中东部地区陷入严重的雾霾中，浓雾缠绕，能见度极低，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使以往被人们一度熟悉的“雾”失去了清爽、梦幻的色彩。殊不知，还有一场持久的“雾霾天气”笼罩在金融界的上空，同样让人们惶惶不安，即中国的“影子银行”。

自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后，“影子银行”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此前一直游离于市场和政府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从一个边缘的、信贷补充的市场角色，逐渐成为了现在经济体当中的一个重要主力。关于“影子银行”的界定，众说纷纭，很多专家将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从狭义和广义两种范围进行划分：从狭义角度来看，只有游离于监管范围之外的融资活动才能属于“影子银行”体系；而从广义角度看，凡是通过非银行信贷渠道提供信用活动的，都可以纳入“影子银行”的范畴，这部分信用规模的估算有助于加深对整个货币市场信用供给的了解。通过对提供信用的不同渠道进行分类，能够有效地识别“影子银行”的风险所在。而中国“影子银行”因为高杠杆率、低透明度等原因，其潜在风险已逐渐为世界所关注。

2012年11月12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对外表示，中国也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会存在“影子银行”，但中国的“影子银行”和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所暴露出来的“影子银行”相比，在规模和问题上要小得多。此外，中国绝大多数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多数都处在监管之下，而不是像有些国家那样完全脱离了监管。

尽管如此，我们也无法忽视“影子银行”在中国强大的影响力。近几年来，“影子银行”在融资行业中重新抬头。据统计，截至今年1月中旬，通过银行渠道提供的“影子银行”规模包含银行理财产品(非保本型)4.2万亿，其中含银信合作、银证信合作和银证合作部分；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1.12万亿；委托贷款6.5万亿。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渠道提供的“影子银行”规模包含非银信合作信托产品4.6万亿(总共7万亿扣除银信、银证信合作规模)；券商资产管理计划(不单独计入总规模)；担保公司融资性余额(不单独计入总规模)；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公司分别为5330亿和3000亿规模。通过非金融机构渠道提供的“影子银行”规模为私募基金(债权部分)5000亿和狭义民间借贷4万亿。据此估算，中国“影子银行”总体规模约为21.75万亿。在中国去年的总体社会融资中，通过银行传统业务融资只占60%，而非传统的银行融资占了40%，也就是转移到了非银行业的“影子银行”，已达到了相当高的临界点。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向《国际金融报》记者介绍，“影子银行”问题是金融未能服务实体经济的一大典型特点。一方面企业家不愿意再做实体经济，认为从事实体经济活动太累、赚钱太难，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甘心把钱存在银行，让银行向实体经济放贷，自己只赚取少许的存款利息，而是更期待远高于银行利率的收益。这样的需求扭曲了金融市场，促进了“影子银行”的产生和蔓延，导致各种风险接踵而至。而让很多国家深受其害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影子银行”问题。金融产品过于复杂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而这类金融产品大多都出自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

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指出，“影子银行”成为“影子”的两个特征导致其面临比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更大的风险。首先，“影子银行”受到的有效监管较弱，杠杆率比一般商业银行要高得多。其次，“影子银行”体系在出现流动性困难时，缺乏从央行获得流动性的直接机制，因此其没有最后贷款人，处置系统风险的机制不健全。也就是说，一方面因为缺乏有效监管而过度累积风险，另一方面又缺乏应对风险的保障机制，因此“影子银行”成为金融体系中最脆弱的一个环节。

孙立坚表示，金融改革要服务城市化，城市化不代表楼市化，以公共事业为对象进行金融服务，才能实现金融业稳定可持续的发展。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制造企业持续面临去库存化、去产能化甚至去产业化的压力，房地产开发商继续受制于宏观调控，新增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低下，那么中国“影子银行”的资产方可能急剧恶化。一旦投资者的信心下降，新发行理财产品规模收缩造成“借新还旧”的游戏难以为继。

此外，中国的城镇化正逐渐进入高潮阶段，各地政府像当年的“大跃进”一样开发投资，这种趋势若进一步失控，一些中小城镇会相继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危机，从而将过度开发的投资风险转化为银行体系的呆坏账，这才是“影子银行”背后的高风险，最终将无法避免系统性风险。“由于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影子银行’体系中出现的金融风险也会被传导至正规银行体系，从而导致了风险的传染，并增加了系统性风险。”澳新银行(ANZ)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认为，“影子银行”的存在会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威胁。

一旦爆发系统性风险，直接的买单者可能有两个：一是地方政府为“影子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买单，但如果持续的房地产宏观调控造成土地市场交易低迷，那么地方政府本就面临收不抵支的困扰，更别说为融资平台买单；二是商业银行为表外亏损买单，但如果中国制造业企业、地方融资平台与房地产开发商出了偿付问题，商业银行表内资产的不良率也可能飙升，单单应对表内风险都可能力不从心，更不用说兼顾两头。如果没有相应的新监管措施和新货币工具，“影子银行”就可能绑架货币政策，使得宏观调控的作用不能有效发挥。

当然，在评论“影子银行”的功过是非时，我们不可盲目夸大“影子银行”的风险。

银监会分管信托等业务的副主席蔡鄂生就曾直言“影子银行”是长期管制利率导致的必然结果，作为正规融资渠道的一种补充，其存在和发展有其合理性，甚至有其必要性。对于“影子银行”不能一味地围、追、堵、截。对当前的情况要作出正确的判断，在鼓励金融业务多元化的同时，对风险和可能出现的问题要保持高度警惕和有效监管。

“影子银行”业务种类繁多，风险和收益结构互不相同，有些并不具有系统性风险，金融机构具有自我消化能力。哪些应该监管，哪些不应该监管，监管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指标和方法来监管，都需要在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分析之后，集思广益，妥善决策，方能解决实质问题。

监管者对于“影子银行”的管理思路应更倾向于疏导、规范、监管。彭文生判断，监管层对“影子银行”管理最有可能的路径，将如同过去对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清理一样，对其期限、利率、投向进行摸底，进而分类排查风险，再进一步进行总量控制；并通过适度的风险暴露，促进“影子银行”业务的冷却和调整。同时，他建议，在“影子银行”的运作过程中，关于资金流向和风险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投资者的盲目和刚性兑付的要求，也导致了融资者潜在的道德风险。因此，加大信息的披露，有利于明确风险处置的规则，区别对待不同原因造成的偿付危机。如果是银行内部风险控制出了问题，如涉嫌欺诈等恶性事件，银行需要担负责任；如果是在风险披露充分的情况下，投资者则需要为潜在的风险溢价的收益率承担责任。只要“影子银行”机构在有限的杠杆率之下操作，就应对它们采取容忍态度。

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预计2013年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将继续加强，特别是对非银行理财产品、民间借贷等活动进行清理、整顿与规范，从而进一步遏制“影子银行”的规模和增速，但是，不可盲目夸大和误判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