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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莫言

发布时间:2019-10-11 17:41:22 阅读: 来源:地漏厂家

杨小滨:他有一种反英雄的姿态

诗人,评论家,耶鲁大学文学博士,任教于密西西比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客座讲师。

许多年前,我还在美国的大学任教时,就在美国学术界的一个电子邮件群里列举了莫言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几大理由,鼓动同行们一起推荐。今天看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颁奖评语,说莫言的“迷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基本上可以说是简要地浓缩了我提的三个莫言获诺贝尔奖的主要有利条件:先锋写作(迷幻现实主义)、社会批判(历史与当代)和民间文化(民间故事)。我当时提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莫言是中国作家里被翻译成西方文字最多的。当然,莫言在语言风格上的汪洋恣肆和一泻千里的气势,叙述语言的粗粝所带来的宏大嗓音,则是翻译可能无法全然传递的。

而莫言本人,却与他的书写风格判若两人,倒是更类似于他的名字,表面上木讷,却有源源不断言说的能力,内在的热情常常也化为冷幽默。谦卑的生活姿态却和作品中的风格形成了巨大反差。莫言的小说风格无疑是豪放的,有着山东汉子的大嗓门。但他生活中基本上是个低调的人,而他被很多人诟病的行为,或许也可以看作他不愿将自己形象树立成高大英雄的结果。即使在小说里,他也经常把自己设计成小说中的人物,比如在《生死疲劳》中就有一个叫做莫言的文人,这个丑角式的人物就叫做莫言,莫言既是小说的作者,又是小说的人物(而这个人物本身就是个写作者);这两者间既有差别,又难以区分。这个叫做莫言的人物在小说里是个经常被嘲笑的人物,因此莫言一贯的自嘲或自我批判在这部小说中也显露无遗(小说中甚至有“莫言这篇小说里的话百分之九十九是假话”这样的言辞)。莫言自我指涉的、自省的叙述者常常暴露出自身的不足、缺憾、失误。

这些技巧体现了莫言对写作的不懈探索。作为1980年代先锋作家的一员,莫言始终走在前卫开拓的最前列。这种对小说叙述方式的拓展当然源于1980年代开始的西方文学中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莫言也毫不讳言他的创作受到过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人的影响。比如福克纳的小说里也有白痴的不可靠叙事者,而马尔克斯则开创了魔幻现实主义。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颁奖评语说的是“迷幻现实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暗示了莫言已经摆脱西方文学的直接影响,而进入了他自己的独特风格。莫言曾经把自己的小说风格描述为“妖精现实主义”,“妖精”二字明显有古典神怪文学(从《山海经》到《西游记》《封神榜》……)的影子。在晚近的《生死疲劳》里,莫言不但从形式上采用了古典章回小说的标题方式,并结合了西方魔幻现实主义和中国古典神怪文学,也从观念上保留了大量中国佛教和民间信仰的元素:在土改运动被处决的地主西门闹六度投胎转世,依次投胎为驴、牛、猪、狗和猴,最后又再度投胎成人,体现了所谓的“六道轮回”。

对莫言在现实层面上的作为有微词的人,至少必须读一下他对当代历史和社会具有强烈批判视角的作品。一个作家,主要是靠他的作品说话。在这方面,莫言当然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虽然形式也是抵达目标的重要途径。莫言的长篇小说,特别是《生死疲劳》《檀香刑》《丰乳肥臀》等作品,往往在宏大的历史画卷中,深入反思了近现代和当代历史的进程。从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批判视角出发,莫言对主流和现存的话语体系和社会状态进行了无畏的颠覆和尖锐的质疑。比如,《生死疲劳》就通过一个地主在不同时代的轮回转世,从动物的视角看到和体验到的当代生活。这样,叙事者不再是指点江山的宏大历史主体,而是处在现实最底层的畜生,甚至无法自由发声,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因此,这种畜生感也可以理解为对人的处境的隐喻。

如此看来,现实的莫言和文学的莫言也不是截然对立的。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低姿态,一种反英雄的姿态,一种把自我主体一同置于批判对象位置的姿态,贯穿了他的生活和作品。

陈侗:他想成为一个谦逊的读者

画家,出版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师。

2005 年 9 月中国国际书展期间,作为主题国的法国派出了以罗伯·格里耶为首的代表团,我也因新小说出版人的身份而受到邀请。其中有个中法作家座谈会,我到得比较早,会议室里还只见到工作人员在忙忙碌碌,椭圆形桌子上循例摆放了印着与会者名字的小牌子,基本排列是中国作家在一边,法国客人在另一边。我在我的名字前坐下,注意到与我隔着几个位子的中间位置有罗伯·格里耶的名字,而对面则是“莫言”。

罗伯·格里耶最终没有出席座谈会。我正对着莫言,看见他手上拿着两本白色封面的书,不用说,正是罗伯·格里耶的《为了一种新小说》和《反复》。对他来说,真正让他感到意外的,也许就是他带着一份虔诚来约会,而他的对象却不在。

在与书打交道的这十几二十年当中,我见过很多外国现代文学的追随者,然而,这里面几乎没有声名显赫的作家。因此我们说,这一类追随者就是“读者”,而作家是另一类人,他们写作,自然少了读别人作品的时间。此时此刻,莫言手中的这两本书彻底地将他自己暴露了:在得知他将与新小说的教皇面对面时,他想成为一个谦逊的读者。他从书架上抽出了这两本书,他也许读过,也许只是在购买的时候翻了翻,这对他,对一场即将到来的见面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在这样的场合,即一方知道另一方反之则不然的情况下,对话不可能针对任何具体的东西。如果说有任何具体的东西值得讨论,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中国有自己的文学传统,但最近的一百年我们主要是向外国学习,因此我们可以讨论学习的好处和弊端。

罗伯·格里耶曾经承认,他没有读过任何一位中国作家的作品。光是从“我从来只谈自己,不及其他”这一句话,就知道他有多么骄傲和自负。在书展的某个颁奖典礼上,他甚至不顾场合地独自一人狼吞虎咽。莫言则不同。那一刻,这位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法文的中国著名作家,手里拿的不是他自己的而是罗伯·格里耶的书,我想他这么做不是为了索取签名,而是为了向对方证明某些东西。由于格里耶的缺席,这些要证明的东西变得含义更加丰富。我感激今天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经留给我一个“理想读者”的形象。这个形象,也许就成了有朝一日进入他的文学世界的唯一理由。

陆源:评委以萨拉马戈为模板

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祖先的爱情》。

长久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偏爱“介入文学”,强调以文学推动社会进步,所以诗艺大师、瑞典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直到去年才获奖,而认为“文学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为止”的布罗茨基早在 1987 年即已折桂。确实,诺贝尔文学奖无关造诣。而当诺贝尔文学奖本身亦以介入为己任无论是众所诟病的政治性介入,还是以促进世界文明多样性为旗号的介入则迟早会有中国籍作家获奖:这个占世界人口六分之一的曾经的诗国在世界文坛理应有一席之地。

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大概是当代中国所谓最关注现实的作家,作品主题多涉及社会热点或时代思潮。与创世型作家相对,他们可称为题材型作家。贾平凹近年产出渐稀,阎连科虽有马悦然推崇,但他批判现实主义的路子不符合其他评委的口味,他们希望你的作品植根现实又高于现实,基本上,他们是以若泽·萨拉马戈为理想标准去审视每一位候选者的。要在艺术上比肩《修道院纪事》的作者或许可遇而不可求。但如果瑞典文学院要保证其“政治性”正确,即非要给中国颁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以上三人无疑莫言得分更高。本来北岛应该是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公民,怎奈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已经获奖,所以诗人近两年再想获奖亦属渺茫。这同样是规则使然,无关造诣。

赵德明:他说他恨马尔克斯

北京大学西语系西班牙语教授,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作品译者。没记错的话是在 1985 和 1986 年,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我去给他们上课。课间休息的时候大家在散步抽烟,莫言走过来跟我说:“我恨马尔克斯。”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马尔克斯的技巧手法我早就想到了,而且写出来了。”我让他给我看看他写的,后来他给我看了《透明的红萝卜》。我一看,果然其中魔幻的元素很多,而且他从中国的民俗、传统文化出发,抓住了来自乡土的魔幻,表现在文学里。我理解他是恨马尔克斯怎么比他早,有那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这说明他很早就有那种禀赋,有获得世界声誉的苗头。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有几个因素。一是参加国际文学交流活动,二是有好的翻译,三是传媒手段的丰富。莫言这几条就够了,《红高粱》改编成电影也帮了他的忙。从翻译的角度,我认为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由国外汉学家翻译,最好有懂外语的中国人协助;如果由中国人自己翻译,最好也找一个外国的伙伴,就是要合作。

阿丁:他像个不加克制的画家

作家,著有《无尾狗》。

他出《四十一炮》的时候我在做记者,采访过他一次,没留下什么印象。总体上,我不是很喜欢他的作品,很多看过了也没留下什么印象,就记得《檀香刑》描述的内容很恶心,不是我喜欢的风格。他不克制,文字很腻。他早期的短篇比较好,比如《透明的红萝卜》,那时候还比较清淡、空灵,我喜欢类似的作品,后来他就像个不加克制的画家,肆意涂抹颜料,浓墨重彩的。当然他有震撼你的地方,可是那是一种刻意想要震撼你的感觉,所以那种震撼转瞬即逝。我觉得余华、阿来和王朔写得比他更好,我从这三位那里吸收了很多营养,我感激他们,我没在莫言那里吸收到什么。

阿乙:他最厉害的是细节

作家,著有《鸟看见了我》等。

他像土匪一样地写作,泥沙俱下,需要很大的吞吐量、生活经验、毅力和雄心。而且他的写作很自由、自信、大开大合,不谨小慎微,我就写不出这样大部头的作品。我觉得他是够格的,近几年我还看过耶利内克和卡达莱的作品,诺贝尔奖也不全是托尔斯泰的标准,莫言至少比他们够格。不过诺贝尔奖一年只有一位得奖者,否则我觉得国内的阎连科、北岛、陈忠实和王安忆也可以。莫言最厉害的是细节,我有时候会学习他。虽然贾平凹写得也很好,但我吸收不过来。莫言、余华、苏童和西方文学比较接近,他们尊重外国的小说成就,中国作家如果太尊重本土的文学成就,可能就作为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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